城东幼儿园的午睡室里,阿珍把最后一个孩子哄睡,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改签到表。园长推门进来,小声说下学期评职称的名额下来了,保育员也能报,前提是大专学历。她点头应着,心里却凉了一下:她四十五岁,初中毕业。
她在这家幼儿园做了十一年,从擦桌子、洗碗、看孩子午睡做起,如今班里三十个孩子,谁对什么过敏、谁午睡要抱着小毯子,她比家长还清楚。孩子们叫她珍老师,她每次都笑着应,可心里总有一点发虚。她说这一声老师,她当得起,只是纸面上当不起。
评职称这件事她惦记了三年。前两年名额少,她也没敢想,今年园长特意提了一句,她才把那张报名条件单子带回家,压在饭桌的玻璃板底下。她女儿在读大三,看见单子问她,妈你要考?她说先看看,看完再说,一看就是半个月。
真让她下决心的是件小事。班里有个孩子发烧,她抱着去医务室,路上孩子迷迷糊糊喊了句老师。她说那一瞬间她心里特别清楚:她要在这行做下去,就不能一直停在纸面下面。第二天她请了半天假,去把同等学力和报名的政策问了个明白。
家里的态度是先反对后松口的。丈夫说四十多岁读书图什么,工资又不会马上涨。她没吵,把评职称的条件单子摊在饭桌上,一条条念给他听:学历、工作年限、考核结果。念完丈夫说,那你读吧。她说家里人不是不支持,是要看见这件事跟他们有关。
报名要准备的材料不少,她把身份证、毕业证、照片一样样装进文件袋,跑了两趟才办齐。专业她选了学前教育,理由很实在:天天在做的事,学起来不费劲。她说人到了这个年纪,最怕学了用不上,学的东西能落到孩子身上,她才觉得这钱花得值。
第一次上课她提前半小时到,坐在最后一排,笔记本摊开,写的第一行是日期。老师讲学前儿童的发展特点,她边听边点头,讲的那些事她天天在孩子身上看见,只是从前不知道叫这个名字。她说那节课她记了六页,回家又抄了一遍。
备考是从每天中午开始的。孩子们午睡那两个小时,她前半段守着,后半段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书;晚上回家再看一小时。语文她有底子,数学最怕,就只抓基础题;外语她跟着手机读,读得别扭也不管。她说记性不如年轻人,就靠一遍遍重复,抄满了一个本子。
统考那两天她请了假。考场在城区,她提前一晚把证件摆在门口鞋柜上,怕忘。语文作文她写的是班里的孩子,写一个不爱说话的小男孩怎么慢慢开口,写完自己都笑了。数学果然没做完,出来她跟女儿说,能过就行。成绩出来,过了省控线,她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才敢说话。
学费是她自己出的,攒了两年的奖金,正好够第一学年。她把钱单独存在一张卡里,不跟家里的日常开销混在一起。排班她跟同事换了几次,把两个下午空出来,专门用来上课和写作业。她说人到中年做事,最要紧的是先把退路堵上,不然总给自己留借口。
录取通知寄到幼儿园,同事围过来看,园长说这下名正言顺了。她反倒平静,说这才是第一步。开学以后是函授的节奏:每周固定几个晚上看课,作业按学期交,期末有考核。她把课程表抄在班里的排班表背面,两个表并排贴着,哪个也不能误。
有家长知道她在读书,接送孩子时多聊两句,问她班里的情况。她答得比以前有底,不再只是说孩子挺乖的。她说这份底气不是学出来的架子,是学了以后知道该看什么,看明白了,话说出来才不虚。
最大的难处是时间。班里三十个孩子,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,晚上坐下看书,眼睛睁不开。她想了个笨办法:把要背的内容念出来录在手机里,做家务、擦桌子的时候放着听。她说这个法子对四十多岁的人管用,耳朵比眼睛听话,听着听着就记住了。
第二年她开始在班里做观察记录,把每个孩子的情况一条条写下来,用课上学的办法分类。家长会上她拿着记录跟家长聊,家长的脸色都软了。园长看了她的记录,说这比很多年轻老师做得细。她说这不是她聪明,是学了才知道该记什么,以前只凭感觉。
班里同学大多比她小十几岁,一开始她怕自己跟不上,后来发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忙,她反倒坐得住。有次小组讨论,她讲班里一个孩子的案例,讲得细,年轻同学都记下来。她说那一回她第一次觉得,干了十一年的经验也是个本事,只是从前没地方说。
评职称那年她材料准备得最厚:十一年的一线经历,两年半的学习成绩,一摞观察记录。评审结果出来,她过了。那天她给女儿发消息,只发了三个字:过了。女儿回了一串感叹号,说妈你比我还厉害。她说那一刻她才敢真正应下孩子们那声老师。
现在她还在读本科,说既然已经走顺了,就再往上走一步。她跟园里几个年轻保育员说,别把年龄当挡箭牌,四十五岁报名,四十七岁拿证,五十五岁退休前还有八年能用。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孩子系鞋带,动作很轻。
她今年四十七,本科还剩最后一年。有人问她读完还读不读,她说不读了,把晚上的时间还给家里,也还给那些孩子。
乐清的幼儿园、托育点、培训机构里,有很多像阿珍一样干了多年、只差一张纸的人。她说这些人缺的从来不是耐心,是一个开始的时间点。她把报名那天写在了台历上,往后的事,一年一年就顺了下来。
